“快看，是易耀彩！”——1966年7月，泰和县禾木村的晒谷场边安全炒股配资网，几个放牛娃一声招呼炸开了锅。一个身着浅色军装、左臂挽着夫人的中年将领，正沿着田埂快步往村里走。阳光下，他的神情激动又局促，像第一次走出校门的年轻人。
部队专车停在村口，他却坚持步行回旧屋。“我想踩踩这条路的土，闻闻稻谷味。”易耀彩扭头对范景阳轻声说。妻子点点头，没有作声，她知道丈夫心里装着三个人：早逝的父母，还有那位在户口簿上写着“收养”却被乡亲们喊作“童养媳”的张凤娥。
禾木村人并不多，巷道弯弯曲曲。村头一棵老樟树见证过易家几代人的悲欢。此刻，张凤娥就站在树下，抹着围裙，浑身微微发抖；她不敢往前迎，只小声重复一句：“他真的回来了？”待易耀彩走到她面前，他先是敬了一个军礼，接着笑着开口：“老姐姐，我们来看你来了！”短短一句，打碎了张凤娥多年压在心口的石头，她的眼泪刹那决堤。
这一幕若倒回五十年，完全是另一种光景。1916年，易耀彩出生在这里，家境寒苦却书声不断。十岁那年，他放学回家，母亲多端了副碗筷，对他说：“这是张凤娥，以后叫她姐姐。”乡下孩子心思单纯，他只把对方当家里新来的玩伴。可村里的老人早已私下议论：那是给小易定下的童养媳。
再穷也要读书，父母舍不得让儿子幼时下地务农。可形势突变，1927年井冈山的枪声传到了禾木。农民运动一潮高过一潮，易家两位长辈先后加入赤卫队。年仅十四岁的易耀彩，被舅舅一把拉进了红军队伍。这一走，家门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。
之后的十多年，是枪林弹雨与尸骨腐草。赣江血案、长征饥寒、百团大战、解放战役……易耀彩从列兵到旅长，再到少将。身上多了十几道疤，心里却始终惦念禾木的炊烟。但他没有想到，父母早已横尸于乡团的铁枪之下。消息辗转传到前线时，他握紧拳头，整整一夜未合眼。翌日上战场，他一句话未说，所有人都说那天的易旅长像一把亮刀。
父母遇难的真相，还是张凤娥替他收拾残骨时查明的。敌人看她是个瘦弱女子，懒得多费枪弹，只把她赶回娘家。张凤娥就这样活了下来。她没再改嫁，种田纺线，逢年祭日悄悄给易氏祖坟除草。村里人劝她再寻归宿，她只说：“我要帮他看家。”
1940年春，太行山深处的军分区来了位十七岁的小护士——范景阳。她行事爽利，药箱背得比男兵还稳。一次炊事班做饭缺盐，她愣是翻山跑了二十里把盐背回。易耀彩注意到这个姑娘，用口琴跟她合奏了一首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。没想到第二天组织科就催婚，理由也直接：“前线没有谈恋爱的条件，先结婚再慢慢磨合。”范景阳嘴上直说“太仓促”，心里却并不排斥。两人就这样把一纸婚书压在行军图里，继续打仗。
抗战胜利后，通信条件好了一些。1946年的一个黄昏，易耀彩写下久违的家信。他用极小极小的字，向张凤娥说明自己已婚，请她自由择偶。信寄出后，他坐在军营门口抽了三支烟。多年羁旅，风霜刻在眉间，他对范景阳说：“她等我，是不应该的。”范景阳拍拍他的肩，只留一句：“人各有坚持。”
1955年授衔典礼，照相机咔嚓一声定格荣光。台下鼓掌的人群里，没人知道这位少将仍记挂一个低调的农妇。直到1966年探亲，他终于兑现承诺。那天，他把军功章交给生产队保管，又用自家津贴给张凤娥添了新被褥。临别前，他掏出一枚小口琴递过去：“小时我练的，就是这支。”张凤娥接过，嘴唇哆嗦，终究没有吹响。
时间推到1986年，泰和公社搞农田改造。易耀彩夫妇回乡第二次探望张凤娥。雨后田埂泥泞，他坚持不用公社吉普，和二十年前一样步行。张凤娥已经佝偻，他将干粮袋递过去：“姐姐，身体要紧，钱不够就写信给孩子们。”两个老人相对，雨丝打在屋檐上，没人再提旧事。
1990年夏末，易耀彩病逝。安葬地选在禾木的丘陵，他生前留下话：“落叶归根。”六年后，张凤娥也谢世。范景阳作出一个让全村震惊的决定——把张凤娥葬在丈夫旁边。她淡淡解释：“她守了一辈子，我们欠她一个归宿。”旁人听后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再后来，泰和县修起了纪念馆，其中摆着一双旧草鞋、一条裂口皮带和那支小口琴。解说员常补充一句：“草鞋走完二万五千里，皮带熬过命悬一线的疟疾，口琴见证了三个人的守望。”游客大多只惊叹名将传奇，却极少有人留意展柜角落那张泛黄的乡亲名单——排第一的，是张凤娥。
历史的书页厚重，真实的感情却简单——一句“老姐姐，我们来看你来了”，成了易家堂屋永远的回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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